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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心守拙

那怕老态龙钟时,也愿保持一颗天真的心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贾平凹:不写正经东西(墨歌)  

2012-08-11 10:05:03|  分类: 我喜欢的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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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平凹



2008年,贾平凹凭借《秦腔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2011年,64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古炉》再次热销。《古炉》不是贾平凹的回忆录,不是自传,是他对儿时那个时代的印象和记忆。时光流逝,不变的是,在贾平凹父亲的眼里,他永远是“平娃”。相变的是,在各种不同身份的读者眼里,贾平凹有着完全不同的色彩和剪影。他躲在佛像、奇石、字画、香炉她书籍后面,文字织成百叶窗,将他分割成一百种以上的形象。如果把苏轼的诗和贾平凹的话拼贴在一起:“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”“反正就这样活着,有时很快活,有时很痛苦。”

贾平凹读了一位智者的书,里面写道,内心透射出来的形象是神,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,因为人的内心空虚又恐惧。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,它不可避免地制造一个果,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,可以称之为命运。贾平凹信命。

自述|贾平凹 整理|王与菡 图|赵卫民 杨子

1

写小说写长了,越来越不喜欢热闹,越来越不会处理事情。这与我小时候一样,脑子快,嘴巴慢,口不从心,一紧张反应更慢。小时候的我比现在更不爱说话,反而喜欢听别人说,也正是这样的性格,让我成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。

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,年轻的时候写诗,是受李贺的影响。李贺经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,突然有了一个句子就写下来装进袋囊里。我也这样苦思冥想地寻找过诗句,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,编辑说,我是把充满了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。

改写散文和小说后,恰逢是一个新的时期。那时候新写的小说追求写得有哲理,有观念,写得标新立异,现在看来,虽然充满激情,但刻意作势,太过矫情。我也是这样。年轻时特别讲究技巧,对句子的修饰很多,被评价那些写得好的文章里,总能摘录出一些段落,漂漂亮亮地摆在那儿。

现在年龄大了,火气小了。写作、说话和处理问题一样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就像我年轻时候读李白,觉得那首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抬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简直是大白话儿,太简单了。现在明白过来,要让我自己去写,打死也写不出来。这些都是日后才逐渐明白的道理。最容易的其实最难,最朴素的其实最奢华。在小说里,什么叫写活了,逼真了才能活,逼真就得写实,写实就是写日常,写伦理。脚蹬地才能跃起,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。

我也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感叹过:“吾爱东坡好潇洒好率真,不拘一格作文章,出外好奇看世事。晚回静夜乱读书,当今谁是苏二世呢?”苏东坡的才气很大,他的才情也在于此。很多作家的东西写多了你看多了,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写什么,但苏东坡不一样,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路数。有一句话,外行看他的东西说我会,内行看了摇头说不会。真正的好东西永远朴素简单,花里胡哨五光十色的都不是好作品。

2

《古炉》我写了四年。写作中期,我得了一尊明代铜佛,是童子佛,赤身裸体,有繁密的发髻,有垂肩的大耳,两条特长的胳膊,一手举过头顶指天,一手垂下过膝指地,意思是: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这尊佛就供在我的书桌上,他注视着我的写作,在我的意念里,他也是“神明”赋予了我小说中的人物“狗尿苔”,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。

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样得来,不管最后他被我写成什么样子,都有一个我熟悉的原型。同事、家人,抑或现在坐在我面前采访的你,都可能出现在我笔下。比如你说我写女人有特色,我下笔的时候也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原型,再融入不同的元素,否则这个人会浮起来,哪怕到最后,原型的特点只剩下百分之二十。

我的小说中出现过各式各色的女人,有人说那部分文字的味道很浓重。我对女人有自己的评价。女人评价女人不准确,需要男人来评价。就像阴阳一样,男女也属于两极分化。

3

写作是我立身立本的东西。我曾说,以写字养写作。我感激我的字画,字画收入让我没有了经济压力,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,能让我安静地写我想写的东西。有人求字我尽量满足,太忙时不写,有些也不值得写。这些已经足以让我自由地写作,因为家里没有买房或者小孩上学这些急需钱的压力。我不想着过豪华日子,物质要求不高,吃穿不求,我很满足。但我不写正经东西,一写正经东西人就废。

《古炉》一出来,很多人联想到我家里的收藏。那也只是我的爱好。淘换回来置于眼前,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。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,没有太值钱的,都是自己喜欢的。我不收贵重的东西,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。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,还得花钱。我没有意外之财,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。

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,最早学电脑没学会。小时候没学过拼音,又不会说普通话,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,一天天拖下来,后来干脆不用。现在这么大年龄,也不再学了。西北地方人的性格和习性就是踏踏实实、自自在在地活着,不张狂,不轻浮。我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。这也让我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,人一生能写多少字、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。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,以后还写什么。我比较信命,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。

对夸我和骂我的人,我都不作声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,有人夸得要命,骂也骂得一塌糊涂。到现在,研究我的人也很多,我看到的专著就有十多本。能看到的我都看,里面有些话一时可能不理解,以后还是会产生影响,我记住这些话,慢慢思考,做没做,有没有道理,目的是为了以后写得更好,我不忌讳评价。创作是一个肚量和能量的问题。每个作家都不是为全民写作,只给一部分人写。别人骂我去回,太耽误时间。在这点上,我仍然喜欢听别人怎么说。

就像有人曾说我会炒作,我啥时候会炒作,我写完书稿一扔,怎么出版怎么编辑怎么改动,我一概不管。坐等收书。一个作家的好坏在于几十年都写了什么,不在于几年写了什么。世事如此。把该干的事干完。骂和委屈随潮起伏。六十年一个甲子,看待一个作家和人至少也要五十年。一部作品出来,五十年后没人看,没人提出来,根本谈不上好不好。

4

五十岁以后,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,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,我便知道自已是老了。老了就提醒自己:一定不要贪恋位子,不吃凉粉便腾板凳;一定不去抛头露面,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,一定不要偏执。一定不要嫉妒别人。我现在都快六十了,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,忙得一塌糊涂。

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,晚上一点多回到家。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,我回去时,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,我离开时,她还没醒。所以,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,各忙各事。我早上和晚上写作,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、办刊物,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,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,我不爱干,硬着头皮不停地干。我对孩子也没希望,只有一条,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,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。现在一切只为就业,不学也没办法。我的要求是好赖高中毕业。

我最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。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,我就可以过一个月。与人交往很累。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,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。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。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。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。我就想清静一会儿。我晚上从不写作,每天晚上走一个多小时的路。我的睡眠时间很少,质量很好,写作期心里放不下,睡不踏实,经常做着梦思考。

经常有人跟我讨论作家圈子的事,你告诉我最近新出炉了2011年作家富豪榜。那些榜上的数字再高,在别人来看至多是一单生意的价钱。但不管是谁,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,网络的发达让写作以另外一种方式蓬勃发展。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,这行饭却越来越难吃。原来有摄影师,有司机,现在谁都会摄影,都会开车,这样反而更需要专业性。因此,他们比其他人要干得更好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陕西手艺人

文|王与菡

贾平凹还是地道的陕西腔,无论何时何地。到了陕西之外的地方,只有少数人能完整地听懂他的话。但这不妨碍他的《古炉》在2011年一经面世,便有一抢而空的市场优待。《古炉》写了陕西小村庄里的“文革”,核心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维系。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,就是宗教。农村至今经常有人布道,是宗教也不是宗教,村民靠这种似是而非的三纲五常维系了上下五千年,“文革”时期,也用这种“善人哲学”对抗当时的混乱秩序和道德沦丧。

贾平凹就是其中一个。对着工作室里的佛事古物写了四年,他已经冷静地不愿意“售后”,手写的书稿交给出版社,任由其自生自灭。遭禁的《废都》的影视和话剧版本都卖出去,贾平凹也就不管了。拍好拍坏是别人的事,与己无关,在贾平凹看来,他也管不着。

一个管生不管养的作家,便是真正的自信。也或许是他笔下超级写实的布局能力,让他丧失与现实本身的缠绵和亲密。他更大的兴趣,反而是去结识那些脱离现实的民间手艺人,比如刻皮影的,捏花馍的,搞木雕泥塑的,做血社火芯子的,无师而绘画的,铰花花的。他看到这些人,才会觉得神奇得不得了。要么天人合一,要么意志坚强,要么定力超常……于是,我将广东学者林贤治所著《中国散文五十年》里的一段话复述给贾平凹听:“他的‘流寇主义’维持了许久,最后才发现了虚静,发现了性、怪、力、神。这时,他的功利心仿佛随之淡泊下来,自称写作只是为了‘自己的受活’。其实,‘功夫在诗外’。”

贾平凹略付思顿,未置可否。对于美国作家威廉·福克纳另一番关于写作的描述,他倒是十分认同。“他若是不这样作,必将在一种诅咒的阴影下写作。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;他所写的失败里,谁也没有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;他所写的胜利里没有希望,而最糟糕的还是没有怜悯和同情。他的悲伤并不带普遍性,留不下任何伤痕。他描写的不是人的灵魂,而是人的内分泌。”就是这样,贾平凹数十年时间浸淫在时光记忆里,采用小说手艺筑建了一座自己的城池。

贾平凹最看重自己的手艺,能让他心浮心躁的如今也只剩下写作这门手艺和“陕西省作协主席”头衔下无尽的人事。此外,他感激家里的大小活儿从不让他干;他感激字画让他安静写作;感激身体除了坏掉了四颗牙,别的部位并没有出“麻达”。他还感激近年来让他写完六十四万字的三百多支签名笔,它们的血是黑水,流尽了,静静地死在那个大筐里。他把这些感激常存以记。

末了,他未忘记告诉我,“该结婚的结婚,该发财的发财”。这是他对每个相逢之人的道别和关照。


本文转自张可旺新浪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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